脓毒症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临床挑战，其病死率高、病理生理机制复杂，是重症医学领域的重大挑战。尽管“拯救脓毒症运动”国际指南持续更新，以集束化治疗为核心的西医救治策略在感染控制与器官功能支持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针对内皮功能障碍、线粒体损伤及免疫失衡等关键病理环节，仍缺乏有效的针对性干预手段。在此背景下，中西医结合通过整合现代医学抗感染与器官支持的核心手段，以及中医药整体调节与多靶点干预的优势，为脓毒症治疗开辟了新路径，模式展现出独特价值。其中，余剑波教授提出的“辨证融合”理念提供了核心思路，该理念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1 西医治疗脓毒症的现状与局限
目前，脓毒症的西医治疗已形成以早期集束化干预为核心的治疗体系，其核心依据为《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所倡导的规范化诊疗路径，重点强调早期感染源识别与控制、抗菌药物及时应用、液体复苏及血管活性药物合理使用，以维持循环稳定[1]。在精准医学理念的推动下，基于宿主免疫反应表型的分类（如“高炎症型”与“免疫抑制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方向，针对内皮功能障碍、线粒体损伤等核心病理环节的靶向修复策略正成为研究和治疗的热点[2-4]。
近年来，生命支持技术进展迅速，从传统器官功能维持向精准化、个体化支持升级，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机械通气已形成以肺保护性策略为核心的个体化方案，基于呼吸力学参数的动态调整策略逐步推广，进一步降低了呼吸机相关肺损伤的发生风险[5]。血液净化技术迭代升级，集成化技术可更高效地清除炎症因子，同时减轻血细胞、血小板损伤，降低出血风险，临床使用后已观察到脓毒症患者炎症指标显著下降、多器官功能改善的良好效果[6]。同时，脉搏指示连续心输出量监测、床旁超声等先进监测技术，实现了对血流动力学与器官功能的实时精准评估，为治疗方案的动态调整提供了客观依据[7]。
从病理生理机制来看，西医治疗仍受多重深层次瓶颈制约。其一，血管内皮糖萼进行性损伤是核心治疗的难点之一，炎症风暴与氧化应激直接破坏其结构，相关酶类加速其脱落[8-9]，进而引发广泛的微血栓形成、毛细血管渗漏和组织灌注不足，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10]。其二，内皮细胞死亡机制复杂多元，凋亡、焦亡、铁死亡等多种死亡途径并存且相互影响，导致内皮屏障功能严重崩溃，而现有治疗手段缺乏针对该类多样化死亡模式的有效干预措施[11]。其三，线粒体损伤具有早期发生、难以逆转的特点，线粒体形态异常、呼吸链功能障碍不仅引发细胞“能量危机”，其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还会放大全身炎症反应[12-13]。此外，凝血系统与炎症反应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亦是治疗瓶颈，内皮损伤启动凝血过程，微血栓形成又进一步加剧组织缺血与炎症反应。多环节、多机制的相互交织，使单一西医干预策略难以全面覆盖脓毒症的复杂病理网络。
在临床实践中，西医治疗同样面临诸多困境。对于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患者，即便采取强化综合支持治疗，病死率仍居高不下。长期应用抗生素易诱导耐药菌产生，大量液体复苏可能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腹腔高压，长期机械通气则增加感染与膈肌功能损伤的风险。更关键的是，针对保护内皮功能、线粒体修复的治疗手段大多仍停留于基础实验研究阶段，缺乏有效地转化至临床的干预手段；同时，针对不同病理表型的精准干预时机与策略也尚未明确。
总体而言，现代医学治疗模式常侧重于特定器官功能障碍的针对性支持，虽能在局部病变控制上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脓毒症作为一种全身性、多系统交互影响的复杂疾病，其“分而治之”的思路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部化的干预往往难以恢复机体整体的内在稳态。上述现状与局限性清晰地表明，单纯依靠西医手段难以完全攻克脓毒症，探索整合性治疗的新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
2 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的进展与不足
中医药治疗脓毒症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通腑泻肺、扶正固脱”为核心治则，可针对脓毒症复杂的病理生理网络开展多靶点、多环节的系统性调控。以针灸（尤其电针）为代表的穴位刺激疗法，通过调控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与中药内治法协同增效，为脓毒症综合干预提供多维手段[14]，但中医药的临床推广仍面临诸多挑战。
2.1 中医药干预策略
2.1.1 清热解毒法
主要针对脓毒症全身过度炎症反应[15]，核心机制为调控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活化、下调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6等促炎因子、抑制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通路、减少线粒体DNA释放等，缓解细胞因子风暴[16-18]。如黄芩素可通过抑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A）[19]、激活AMPK通路[20]、改善线粒体功能[21]等多途径抗炎，同时兼具抗菌活性，体现中药多效性优势[22-23]。
2.1.2 活血化瘀法
聚焦脓毒症微循环障碍的改善。其作用核心在于干预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的异常相互作用，抑制血小板-中性粒细胞复合物形成，从而减轻微血栓形成及继发的炎症扩散[24]。研究显示，纳米化中药复合物可抑制炎症反应与脂质代谢紊乱，改善微血管内皮功能，促进免疫稳态恢复[25-26]。
2.1.3 通腑泻肺法
侧重于肠道屏障保护与微生物菌群平衡调节。例如，中药微胶囊可在超声等外源性刺激下触发氧分子及抗菌成分的靶向释放，协同促进肠道组织修复，纠正菌群失调[27]。此外，中药来源的植物miRNA（如金银花MIR2911）在结肠炎模型中显示出调节肠道菌群与局部免疫的潜力，提示类似机制可能参与脓毒症肠道屏障的调控[28]。
2.1.4 扶正固脱法
核心目标是逆转脓毒症后期的免疫麻痹状态，实现免疫平衡的双向调节。例如，黄芪甲苷通过仿生纳米递送系统靶向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影响调节性T细胞分化[29-30]；信号淋巴细胞活化分子家族7（signaling lymphocyte activation molecular family 7，SLAMF7）等免疫调节受体可负向调控巨噬细胞炎症反应[17]，而线粒体功能修复有助于维持线粒体DNA（mtDNA）的完整性，减少因mtDNA释放引发的天然免疫通路过度激活[26]。
2.1.5 穴位刺激法
作为独立的系统性干预策略，通过刺激体表穴位激发机体自我调节能力，核心机制包括：1）神经-免疫调节，调节迷走神经活性抑制全身炎症反应[31]。2）外泌体介导远程通讯，针刺诱导的外泌体将信号传递至肺脏、肝脏、肠道等远端脏器的免疫细胞并调控其功能，产生系统性调节效应[32]。3）多器官协同保护：通过上述整合性机制，同步或序贯性地对脓毒症中易受损的肠屏障、心功能、肺脏等产生保护作用[33-34]。
中药内治与穴位刺激外治构成“内外合治”体系，前者多组分、多靶点干预关键病理环节，后者调动机体自身平衡网络，二者时序协同，为脓毒症综合调控提供独特路径。
2.2 中医药治疗的不足与挑战
尽管中医药干预脓毒症彰显多靶点、系统性调控潜力，但其临床转化与推广仍面临多重挑战。1）证据等级不足。现有临床研究多存在样本量小、试验设计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高质量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匮乏，多数干预措施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35]。2）复杂的作用机制阐释不充分。由于中药复方成分多样且相互作用复杂，其确切的药效物质基础、核心作用靶点及调控通路仍不明确，缺乏现代技术手段阐明其“多靶点”调控的具体内涵[36]。3）标准化与规范化滞后。中医药诊疗高度依赖个体化辨证与临床经验，尤其是传统师徒传承模式，难以实现标准化推广[37]；同时，复方制剂在药材质量、生产工艺上存在固有复杂性，严重制约了产品质量的稳定与可控性，阻碍其国际推广[38]。4）理论体系差异形成壁垒。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与现代医学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病理生理学模型之间存在理念隔阂，导致疗效评价体系难以统一，显著影响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与接纳[39]。此外，高质量的直接对比研究尤为匮乏，不同中药治法间、中医药与常规西医疗法间的优势对比研究不足，尚无法为临床决策提供明确的优化路径与循证依据。上述多重不足，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在脓毒症领域深化发展需突破的核心瓶颈。
3 中西医结合是脓毒症未来治疗的方向
吴咸中院士深耕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数十年，提出中西医结合的三个阶段：兼容并用、优势互补及有机整合，既发挥西医感染控制、器官支持的快速精准优势，又依托中医药多靶点、整体调控特色弥补西医局限。在其学术思想引领下，余剑波教授率先提出“辨证融合”诊疗理念，这既是中西医“有机整合”的具体实践和探索，更深化了危重症中西医结合诊疗的核心内涵。该理念强调在危重症不同阶段，实现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精准诊断、规范治疗的深度契合，践行“辨人、辨病与辨证”三辨协同：以“辨病”把握感染部位、病原学与器官损伤程度，以“辨人”评估体质基础、整体状态及预后风险，以“辨证”提炼核心证候与关键病机，形成分阶段、个体化诊疗方案。这一思想明确了“急则治标（西医为主控危象）、缓则治本（中医为主调稳态）、标本兼顾（中西医协同护器官）”的诊疗节奏，为脓毒症救治提供了中国特色整合治疗思路。
3.1 中西医结合治疗脓毒症的时间窗策略
1）早期协同干预：此阶段以控制感染、阻断炎症风暴为核心目标。在《拯救脓毒症运动》国际指南推荐的集束化治疗基础上，联合中药解毒疗法可发挥协同增效作用[41]。例如，血必净注射液通过抑制Toll样受体4（TLR4）/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降低TNF-α、IL-6等促炎因子释放，同时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42-43]，形成“抗生素清除病原体＋中药阻断炎症级联”的双重干预模式。近年来，新型纳米载药系统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抗生素与中药活性成分的时空协同递送，显著提升了早期治疗的精准性与整体效能[44-45]。
2）中期转化治疗：该阶段患者常处于免疫麻痹与炎症并存的状态，除器官功能支持等治疗外，应重点转向免疫调节与内环境稳态恢复。例如，活血化瘀法与扶正固脱法联用可多靶点调控免疫失衡。研究表明，地榆在肿瘤模型中显示可通过调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信号通路促进T细胞功能活化[46]，提示其可能具备调节脓毒症免疫麻痹的潜力；通过智能纳米颗粒同步负载免疫调节剂与中药有效成分，并借助可控释放技术动态调节促炎/抗炎平衡，凸显了中西医结合在免疫重塑阶段的精细化干预优势[47]。
3）后期康复管理：针对脓毒症后综合征（如持续低度炎症、肌少症、认知功能障碍等），干预重在功能恢复与远期生活质量的提升[48-50]。例如，通腑泻肺法减轻急性肺损伤时肠黏膜细胞损害，对肠黏膜屏障起到保护作用[51]。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如Rh4、Rc、Rg1）被证实有调控线粒体稳态的潜力，可减少氧化损伤与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脓毒症后肌少症[52-54]。此阶段的干预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整体调节与功能康复方面的特色优势，有助于实现从急性救治到长期康复的全程管理。
3.2 辨证融合：从理论到实践的整合路径
“辨证融合”作为中西医结合的高层次实践目标，强调在危重症救治中，实现中医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诊断治疗的深度有机融合。其核心内涵在于“辨病、辨人与辨证”三辨结合，辨病是前提，辨人是基础，辨证是关键；以西医“辨病”明确脓毒症的病理生理阶段、感染部位及器官损伤程度，为治疗提供精准靶向依据；以“辨人”全面评估患者基础体质、整体状态及预后风险，体现个体化诊疗的前提；以中医“辨证”把握机体正邪消长与功能失衡的核心病机，为治则治法的制定提供方向[55]。这一理念超越了简单的疗法叠加，旨在形成互补互证的诊疗思维模式。在脓毒症的临床实践中，辨证融合应该体现为一种动态、分层、分期的整合策略。
3.2.1 诊断层面的融合
核心是通过“辨病+辨人+辨证”的协同分析，明确脓毒症的病理本质与中医病机，为治则制定提供双重支撑。具体而言，西医通过微生物学检测、影像学检查及器官功能指标评估，精准完成“辨病”，明确感染类型、感染部位及器官损伤程度，例如是否合并急性肺损伤、肾功能不全等；中医则通过四诊合参，结合“辨人”所获取的患者体质特征（如气虚、阴虚等体质类型），精准开展“辨证”，锁定患者当前核心证候，诸如“毒热炽盛”“瘀血阻络”“腑气不通”“阳气暴脱”等，进而提炼出热毒内盛、气虚血瘀、腑实内结等关键病机。在此基础上，可将“炎症风暴”“凝血紊乱”肠屏障受损”等生物学表象与“热毒”“血瘀”“腑实”等证候要素进行对应解释，为后续干预提供可追溯的病理—病机关联框架。
3.2.2 治疗层面的时序协同
主要是基于“辨病+辨人+辨证”协同明确的病机与病理阶段，实现治则、治法的精准匹配，推动中西医治疗的时序化、个体化融合。脓毒症不同病理阶段（早期炎症风暴、中期免疫麻痹、后期功能康复）的核心矛盾存在差异，对应的“辨病、辨人、辨证”结果也会动态变化，治则与治法需随之调整、精准适配。以临床实践为例，脓毒症早期，“辨病”提示炎症风暴激活，“辨人”多提示温疫热毒，气血两燔，“辨证”多属“热毒炽盛”，此时治则以清热解毒为核心，治法上西医以积极抗感染治疗为核心，同时可联用清瘟败毒饮等中医药制剂以清热解毒，实现循环稳定与机体反应性调节的协同[56]；脓毒症中期合并胃肠功能障碍时，“辨病”聚焦肠道屏障损伤、菌群移位风险，“辨人”关注患者基础消化功能状态，“辨证”多为“腑实内结、气机阻滞”，治则以通腑泻肺、保护肠屏障为主，在西医营养支持、肠道护理基础上，联用大承气汤等方剂落实“通腑泻热”治法，协同改善胃肠功能、降低菌群移位风险[57]；后期免疫麻痹阶段，“辨病”明确为免疫功能低下，“辨人”侧重患者体质恢复情况，“辨证”多属“气虚血瘀、正气亏虚”，治则以益气健脾、活血化瘀、调节免疫为核心，通过西医免疫调节手段联合中医药辨证方药，实现免疫功能的精准调控与整体恢复。这种基于三辨协同的治则治法匹配，实现了中西医治疗从“简单兼容”到“优势互补”的进阶，凸显了辨证融合理念的实践价值。
3.2.3 疗效评价的多元集成
疗效评价的核心目标是验证治则治法的有效性，并反馈以优化辨证精准度与治则治法优化，这也是“辨证融合”理念的关键闭环。疗效评价不能仅局限于28 d死亡率、SOFA评分等西医终点指标，还需重点关注与辨证相关的证候改善及治则落实效果，整合中医证候积分变化（含发热、舌象、脉象、精神状态等维度）、体质恢复情况及整体功能状态指标。通过构建“病理靶点（辨病）-体质状态（辨人）-证候要素（辨证）-治则治法-疗效指标”的关联模型，实现评价维度的立体化与个性化，既通过西医指标验证感染控制、器官功能恢复的治标效果，又通过中医证候积分评估病机改善、整体状态恢复的治本成效，全面反映三辨协同指导下治则治法的实际临床价值。这种多元评价体系，既能为辨证精准度提供反馈（如证候改善不明显时，需重新审视辨证结论），又能为治则治法优化提供依据（如疗效不佳时，及时调整治则或优化治法组合），推动脓毒症中西医结合治疗从“有药可用”迈向“精准用药”，真正实现融合优势与治疗效果的协同提升。
强化循证医学证据构建，聚焦“三辨协同”核心，紧扣辨证与治则、治法的精准匹配，是贯彻辨证融合策略的关键。唯有如此，中西医结合治疗脓毒症的疗效评价体系才能更趋科学完整，临床实践才能始终围绕个体化、精准化核心，充分发挥中西医整合的独特优势。
4 未来发展方向与展望
中西医结合治疗脓毒症的未来发展，将以“优势互补、精准赋能、规范推广”为核心，聚焦破解循证证据不足、辨证客观化缺失、国际认可受限等核心瓶颈，推动治疗模式从“经验协同”向“精准整合”升级。首要方向是构建高级别循证体系，通过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基于“辨病-辨人-辨证”分层设计，明确不同病理阶段中西医干预的最佳时机与方案，为临床决策提供高级别证据支撑。其次，深化技术融合创新，依托人工智能与多组学技术研发辅助辨证系统，整合舌脉诊信息与生物标志物，构建“证候-生物学表型”动态图谱，实现辨证精准化；同时结合纳米载药等新型制剂技术，打造成分明确、协同效应稳定的中西医复方制剂，提升治疗靶向性。此外，需推进标准化与国际化进程，以吴咸中院士学术思想与“辨证融合”理念为指导，制定统一的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体系，打破中西医理论壁垒；通过多学科协作解析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破解“黑箱”难题，推动中国方案纳入国际指南。
展望未来，中西医结合将形成“精准诊断-时序协同治疗-多元疗效评价-全程康复管理”的完整体系，既发挥西医感染控制、器官支持的优势，又彰显中医药整体调控、功能修复的特色，为解决脓毒症这一全球性重症医学难题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最终改善患者预后结局，减轻医疗负担。
5 结语
鉴于脓毒症复杂病理机制的诊疗困境，单一医学体系的治疗局限性已凸显且难以突破，中西医结合模式由此成为突破这一救治瓶颈的必然方向。以吴咸中院士“辨病与辨证结合”思想为根基的“辨证融合”理念，通过“辨病、辨人、辨证”三辨协同，精准整合了西医感染控制、器官支持的精准优势与中医药多靶点、整体调控的特色，有效地覆盖脓毒症炎症风暴、免疫麻痹等多重病理环节，显著弥补了单一疗法的局限，为个体化诊疗提供了核心指引。尽管当前仍面临循证证据不足、辨证标准化滞后、国际认可受限等挑战，但随着高级别循证体系构建、技术融合创新及规范化进程的推进，以“辨证融合”为核心的中西医结合模式，必将实现从经验协同到精准整合的跨越，推动危重症医学发展，为全球脓毒症救治贡献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