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内痈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腹内感染性疾病，如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溃疡病穿孔、膈下脓肿、肝脓肿、急性化脓性胆道感染、急性胰腺炎合并胰腺坏死性感染等，涉及腹腔内胃肠、肝、胆、胰腺等器官。古代医家对痈疽的论述早已详实完备，但对于内痈（尤其是腹内痈）的认知与治疗，受限于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又因腹内痈的病灶深藏于腹腔脏器之间，且缺乏有效的引流手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治疗方法的发展。随着现代医学影像学技术与微创介入手段的进步，腹内痈的精准定位与微创化治疗问题得以突破，为中医治疗腹内痈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消托引补”治法既强调通过“消托补”调节机体正邪平衡，又借助现代引流技术“给邪出路”，在“以正御邪”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分期施治、内外协同、通补兼施”治疗范式。本文将从痈疽的中西医认知、病程分期、治则演进及临床实践等维度，系统阐释腹内痈“消托引补”四字要领的理论基础与应用价值。
1 痈疽概述
1.1 “痈疽”的中医认识
中医学关于痈疽的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灵枢·痈疽》载“痈疽乃寒邪中经络，所致经络不通，血液凝滞而化热，成毒腐肉”[1]，系统揭示了寒邪循经入里、气血运行受阻、卫气郁积化热、热毒聚而成脓的病理过程；同时指出“脓不泻则烂筋，烂筋则伤骨······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脏伤故死”，强调若脓液不及时排出，可进而烂筋伤骨，甚至累及五脏危及生命。《素问・生气通天论》则提出“膏粱之变，足生大丁······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认为过食肥甘厚味会阻塞经脉、郁热成毒，揭示了饮食因素在痈疽发病中的作用。《诸病源候论》云“年四十已外，多发痈疽。所以然者，体虚热而荣卫痞涩故也······腑脏虚热，血气痞涩故也”。[2]进一步明确了痈疽的好发特点，并认为其病位在脾胃，为后世从脾胃论治痈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刘涓子鬼遗方》不仅系统论述了痈疽的病因、鉴别诊断及治法方药，在排脓引流的部位选择、消毒手术操作等方面更有独到见解，并将活血化瘀法应用于创伤外科。同时，书中对痈疽的名称、发病部位、症状特征及预后判断均有详细阐释，成为古代外科治疗痈疽的重要理论依据。
1.2 “痈疽”的西医认识
现代外科学将“痈疽”归属于外科感染范畴，按致病菌种类与病变性质可分为非特异性感染和特异性感染，按解剖层次划分则可分为浅层组织感染和深部全组织感染。其中，疖、痈、丹毒等浅层组织感染多见于外科感染，而深部组织感染多发生在胸腹腔内脏器官，常伴随全身性炎症反应。感染的发生源于致病菌侵入人体组织并大量繁殖，其释放的酶与毒素会激活凝血酶原和激肽系统，同时促使血小板、巨噬细胞活化以产生炎症介质，引起血管扩张及通透性增加，进而诱发炎症反应。炎症过程中，病变组织和细胞在细菌及中性粒细胞释放的蛋白溶解酶作用下液化坏死，加之末梢血管液体渗出，形成肉眼可见的灰黄色或黄白色脓液。白细胞迁移至感染部位吞噬细菌和坏死组织后，将逐渐变性坏死形成脓细胞并成为脓液的组成部分。脓液中除脓细胞外，还包含大量细菌、坏死组织碎片及少量仍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一般情况下，体表化脓性感染引发的痈疽，在中医和现代外科干预下恢复较好，而内脏器官化脓性感染所致的痈疽处理难度较大，常见于腹腔不同间隙或内脏器官，西医多以“XX部位+脓肿”来描述，如肝脓肿，中医则称之为肝痈。
2 内痈
2.1 内痈定义
内痈系指脏腑之生痈疽者，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诸病源候论》作为我国现存首部病因证候学专著，书中不仅系统阐释各类疾病的病因、病理与证候，还对“内痈候”进行详细描述“内痈者，由饮食不节，冷热不调······复感热气则化为脓，故曰内痈”，这是已知最早的内痈病因病理学论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五脏不和则六腑不通，六腑不通则九窍闭塞，九窍闭塞则留结为痈”[3]，他认为痈疽的发生源于内伤七情、外感六淫、饮食失调、起居失宜等因素伤及五脏。在治疗理念上，陈氏强调“痈疽虽属外科，治则同于内伤”，“以疮形论属外科，以气血论治则为内伤”，主张“外科必兼明内科”，尤其当火毒炽盛或正气不足时，毒邪易内传脏腑，疔疮毒邪走散引发的危重症称为“走黄”，其他痈疡毒邪内陷者多称为“内陷”。
现代医学对内痈的描述有更为精准解剖定位，某一脏器的化脓性感染即对应该器官的“痈疽”，如肺痈、肝痈、肠痈等。在病理机制研究方面，现代医学对内痈形成的局部微环境、全身免疫状态及感染菌群特征等有更深入的认识。在诊断层面，借助超声、X线、CT、MRI等影像学技术可精准确定内痈的位置、大小及毗邻关系，明确炎性浸润范围及有无脓液形成，并对致病原因做出推断。在治疗上，外科手术或穿刺引流技术使内痈引流更为便利、彻底。然而现代医学外科在辨证体系上缺乏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中医辨证思维，对于复杂内痈单纯依靠引流治疗时，常出现疗效不佳甚至病程迁延的情况。
2.2 腹内痈
腹内痈指发生于腹腔内脏器的痈疽，历代医家对其诊断与论治多有论述。王肯堂在《证治准绳・疡医》中详细记载了胃脘痈、三焦痈、肠痈、肝痈、肾痈等腹内痈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及治则[4]。其中“心痈”属胸腔病变，此处暂不赘述。在现代医学语境中，部分古代痈病称谓与解剖学名词对应明确，如肠痈对应阑尾炎、肝痈对应肝脓肿，而“三焦痈”的定位需结合中医理论阐释——三焦作为中医藏象学说中“决渎之官”，并非现代解剖学中的实体器官，故古代文献对其定位的描述需从功能系统角度理解。古代医家基于“胆府形如膜皮，无出无纳，汁清气洁”理论，认为胆囊与膀胱不生内痈[5]。但现代医学证实，胆囊及胆管的化脓性炎症可形成胆痈，即急性化脓性胆囊炎或胆囊脓肿，膀胱化脓性感染亦可引发膀胱痈，即膀胱积脓等重症，这一认知迭代体现了古今医学对器官生理病理认识的差异。
感染性急腹症是腹内痈的主要构成疾病，包括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膈下脓肿、肝脓肿、急性化脓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合并胰腺坏死感染、化脓性盆腔炎及炎症性肠病并发腹腔脓肿等，涉及胃肠、肝胆胰、泌尿及生殖等多个系统。经过60余年的临床探索，医学界对腹内痈的认知已形成系统经验，明确了手术与非手术治疗的适应证、手术引流的时机、术式以及中医药的辨证治则[6]。例如急性阑尾炎并发的阑尾周围脓肿，中医称“肠痈”，因炎症浸润及大网膜、邻近器官包裹，在右下腹形成炎性包块或脓肿，又称之为“阑尾包块”，属于典型腹内痈。胆囊与胆管的化脓性病变，如急性化脓性胆囊炎、化脓性胆管炎对应中医“胆痈”；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全身感染期，即“胰痈”，因病变深在腹膜后，若正不胜邪、毒不外泄，致使热毒炽盛、反陷入里，客于营血、内攻脏腑，易引发“走黄与内陷”等变证而危及生命。
3 痈疽病程分期与治则治法
3.1 痈疽“消、托、补”内治三原则
晋代刘涓子将痈疽分为初起、病中、病末三个阶段，并提出了“消”“托”“补”的分阶段治疗原则：初期以“消”法消散邪毒，中期以“托”法托毒外出，后期以“补”法扶正敛疮。陈实功则提出内服、外敷、针法、灸法、吹药等综合方法治疗痈疽，主张内外并治，刀针与药物相结合。外治则强调“开户逐贼、使毒外出”，内治强调痈疽的“消、托、补”的三大法则，将三法明确对应痈疽各期。即早期用消法使邪毒消散于无形，中期用托法防止毒邪内陷，后期用补法促进气血恢复，形成系统性分期辨证治疗体系。
痈疽初期属正盛邪实，治疗以祛邪为主，宜用消法，促使初起肿疡消散，避免患处溃脓或病患遭受手术之苦。消法主要有行癖活血、解表散邪、攻里泄热、表里双解等四类治法。针对痈疽、发背等未成脓的疮症，可投以神授卫生汤；肿疡初起兼风寒表证者，投以荆防败毒散；兼里证实热者，投以内疏黄连汤；表里双兼者，投以防风通圣散。上述方剂在临床应用广泛，对痈疽早期热毒炽盛者疗效确切。
痈疽中期正虚毒盛，无法托毒外达，治宜托法，应遵循扶正祛邪并重原则：若正气未衰，用透托法促使脓毒外透；若正气已虚，则用补托法扶正托毒。正如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所言“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使脓秽自排，毒气自解，死肉自溃，新肉自生，饮食自进，疮口自敛”，临证时需重视扶助正气与托毒外出。陈氏创立的托法体系包含托里透脓、托里排脓、托里清中、托里和中、托里温中、托里建中、托里定痛等七种治法，其中针对痈疽诸毒内脓已成未溃者，可选用透脓散透托排脓；若疮疡日久不溃、肿势平塌者，可予神功内托补托扶正。
痈疽后期治宜补法。溃疡后期，毒势已去，若见精神衰疲，元气虚弱，脓水清稀，疮口难敛者，当以补法扶正固本。凡气血虚弱者，宜补养气血；脾胃虚弱者，宜理脾和胃；肝肾不足者，宜补养肝肾等。若毒邪未尽切不可妄用补法，易致邪毒留滞体内，形成“闭门留寇”之弊，故务必在毒邪基本清除后，方可施用补法。
3.2 痈疽外治与护场理论
古代医家在痈疽外治方面颇具特色，对体表疔疮、瘰疬、瘘管等病症多采用含汞、砷等成分的腐蚀性药物。《外科正宗》收录方剂407首，其中50余首含腐蚀性药物，如升丹、白降丹等含汞制剂，体现了陈实功“攻坚拔核、祛腐杀虫”的外治理念。陈氏运用腐蚀药时，常配伍行气活血、化瘀散结之品，如加味太乙膏，以增强药效；对于新久瘰疬、痰核、结块等未破溃者，多选用兼具消散、化痰、软坚功效方剂，如大红膏、玉红膏。
中医外治有广狭之分，当前临床所言外治多指狭义外治，即通过药物、手法或器械作用于体表皮肤的治疗方法。对于腹内痈，临床常采用箍围疗法，以“散者收之”理论为指导，达到“箍集围聚、收束疮毒”之目的。箍围疗法是中医外科学的特色疗法，箍围药又称围药、敷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即有详细记载“凡用药贴法，皆当疮头处开孔泄热气······若未有脓者，即定不长。已作脓者，当自出。若以锋针当孔上刺出脓，大好，至瘥乃洗去胶”[7]。《证治准绳》进一步阐述围药“箍疮四周以防毒气蔓延”“宣毒散敷贴可收赤晕围聚”“溃后围贴能促新肉生长”，强调其在“护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针对红肿热痛的急性痈疡，应选取金黄散、芙蓉散等药性寒凉诸方以清热解毒、消肿散瘀。单味药芒硝外治急性痈疽疗效显著，其咸寒软坚之性可发挥软坚散结、消肿止痛之效，尤宜于瘀热互结之肿疡。
引流成败系于补托，护场存亡关乎生死，中医“护场理论”在痈疽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王肯堂明确指出“凡生疔疮，身热头疼，手足温和，饮食如常，疔之四围赤肿，名曰护场，可治”，其首次将疮疡周围的红肿界定为护场，并强调其作为病情可治的关键指征。清代吴谦在《外科心法要诀・疔疮》中补充“四围赤肿而不散漫者，名曰护场”，进一步阐释护场是疮疡在正邪交争中，正气约束邪气、防止其扩散的局部肿胀范围。从现代医学视角看，护场的形成意味着感染周围已建立防御性屏障，此时进行外科清创具有引流通畅、组织损伤小、愈合周期短和对创面周围血运影响小等多重优势。徐强等[8]学者提出，通过中药内托、围界清创、抽吸引流等手段，可加速护场形成，为清创创造有利时机。目前西医虽有“炎症反应边界”类似概念，但尚未形成如护场理论般成熟的理论体系与治法。
综上所述，中医护场理论与箍围法在腹内痈治疗中具有独特价值，腹内痈按照病程分期可划分为痈疽初起期、热腐成脓期、敛收补虚期，可分别给予“消、托、补”进行治疗。初期邪盛未脓，宜用内治与外治结合，内以清热解毒、行气活血为主，外治可配合箍围疗法，以金黄散等药性寒凉之剂箍集围聚、消散肿毒，通过药物外敷抑制邪毒扩散；中期热毒成脓，需托毒透脓，内用透脓散等方，外治结合护场理论，待局部形成“四围赤肿而不散漫”的护场后，把握时机清创引流，确保脓毒外泄而不伤及正气；后期正虚邪恋，以补虚扶正为要，内服补养气血之剂，外治配合生肌收口药物，促进疮面愈合。
4 腹内痈“消托引补”四字要领
腹内痈的本质是腹腔脏器或腔隙的化脓性感染。早期中医因缺乏现代腹腔引流技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外科对腹内痈治疗的探究，而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外科急腹症学家吴咸中带领团队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先河，率先将该方法应用于腹内痈代表疾病“肠痈”治疗。他们系统研究肠痈中医分期分型，明确不同证型的临床特征并制定对应的内外治方药；同时对已形成脓肿的患者，借助当时A型超声引导实施穿刺引流，仅在保守治疗无效时转为手术。这一方案不仅开创了腹内痈中医药治疗的新路径，更确立了“分期辨证、中西医协同”的治疗新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清晰度B超、CT、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等介入技术的发展以及引流材料的改良，中西医结合治疗体系进一步完善，在急性胆囊炎、胆道感染、重症胰腺炎、盆腔脓肿等疾病中取得显著成果。如今，经皮肝穿刺胆囊引流、经内镜胆管引流、内镜括约肌切开及影像导向下脓肿穿刺引流已成为腹内痈的常规治疗手段，显著提高了临床治愈率，降低了病死率与治疗费用。
21 世纪以来，我国微创技术在腹部外科领域发展迅猛，应用日益广泛。针对阑尾炎、胆道感染、急性胰腺炎、肝脓肿、盆腔炎等腹内痈疾病，临床采取“分期辨证、中西医协同”的治疗模式：疾病早期采用“消托补”法内服外用，调控正气抗邪能力，为外引创造生理基础；成脓期在B超或CT引导下实施脓肿穿刺引流术，直接清除病理产物，减轻内治负担；对于复杂病例，如多房性或不规则脓肿则采用腔镜直视下清创引流术，术后配合中药内治与外用药物，有效缩短病程并提高治愈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以痈论治感染性急腹症”诊疗理念，创立“消、托、引、补”四字治疗纲领—其中“引”系借助微创技术实现脓毒引流，突破了传统中医外科治疗腹内感染的技术局限。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拓展了中医药对痈疽病的治疗范畴，更显著提高了腹内痈的临床疗效，为腹部外科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