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重症患者病情凶险、复杂多变，病死率高，一直是全球医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1]。尽管现代医学在危重症救治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精准的监测手段和特效的药物治疗等，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患者疗效不佳、并发症多、医疗资源消耗大等[2]。中医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对危重症的救治也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将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与中医的传统智慧相结合，已成为危重症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其中，余剑波教授提出的“辨证融合”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关键理念，对于提高危重症救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1 危重症救治的现状与挑战
1.1 现代医学在危重症救治中的进展
现代医学在危重症救治方面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在脓毒症的治疗中，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曾被广泛应用，通过积极的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使用以及抗生素的合理应用等措施，旨在改善患者的组织灌注和氧合，降低病死率[3]。机械通气技术不断革新，从传统的容量控制通气模式发展到更加符合生理的压力支持通气、双相气道正压通气等模式，以及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实施，显著减少了机械通气相关肺损伤的发生[4]。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急性肾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不仅能有效清除体内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还有利于内环境稳定，为患者的恢复创造有利条件[5]。此外，各种新型的监测技术，如血流动力学监测（PiCCO、Swan-Ganz导管等）、床旁超声等，能够实时、准确地评估患者的病情变化，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6]。
1.2 现代医学面临的困境
尽管现代医学在危重症救治方面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部分危重症患者，尤其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尽管接受了积极的现代医学治疗，但其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7]。长期使用抗生素易导致耐药菌的产生，增加了感染控制的难度；大量的液体复苏可能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等并发症；机械通气时间过长可造成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膈肌功能障碍等不良后果[8-10]。而且，现代医学治疗往往侧重于针对特定器官或系统的功能支持，有时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机体的内在平衡，导致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同时也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2 中西医结合在危重症救治中的优势
2.1 中医理论基础与危重症救治理念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脏腑组织之间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在危重症救治中，中医注重从整体出发，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气血运行以及脏腑功能，以达到扶正祛邪、恢复机体稳态的目的[11]。正如《黄帝内经》提出的理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脓毒症的发生是由于正气不足，外邪入侵，热毒炽盛，瘀血阻滞，进而导致脏腑功能紊乱；通过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固本等治法，可以改善机体的内环境，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协助机体清除病原体及其毒素，促进受损组织器官的修复[12]。这种整体调节模式弥补了单纯抗感染治疗的局限性，在免疫麻痹阶段的干预中尤具价值。
2.2 中医特色疗法在危重症救治中的应用
中医的特色疗法如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在危重症救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中药方剂方面，对于休克患者，参附汤等方剂能够回阳救逆，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微循环等作用，有助于稳定血压和纠正休克状态[13]。对于ARDS患者，宣白承气汤等可通腑泄热、宣肺平喘，减轻肺部炎症反应，改善氧合功能[14]。针灸疗法在危重症救治中也展现出一定的潜力，如针刺足三里、内关等穴位可以调节胃肠道功能，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和治疗胃肠功能障碍，减少肠道细菌移位，降低感染风险[15]。同时，针灸还能调动机体内源性保护系统（HO-1/CO系统和促炎症消退为核心），发挥抗氧化应激及促进炎症消退作用[16-17]。
2.3 中西医结合的协同增效作用
中西医结合在危重症救治中能够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现代医学的生命支持技术和药物治疗可以迅速缓解患者的危急症状，为中医治疗争取时间和创造条件[18]。而中医的整体调节和扶正祛邪作用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机体耐受性和康复能力，减少现代医学治疗的并发症，促进患者的预后恢复[11]。结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团队通过建立"病理靶点-证候要素-治疗模块"的对应关系，提出危重症救治的三维整合模型：1）时序维度：急性期以西医器官功能支持为"标"，中医截断病势为"本"，如机械通气联合参附注射液利于脓毒症患者的器官功能保护并提高生存率[19]；2）空间维度：构建从肠道微生态到全身免疫的多层次调节网络[20-21]；3）能量维度：将营养支持与"保胃气"理论结合，黄芪多糖调控mTOR通路促进蛋白质合成的机制为"脾主肌肉"提供了现代注解[22]。这种整合模式在MODS救治中能大大降低住院患者的病死率，彰显"1+1>1"的协同效应。
3 “辨证融合”的内涵与意义
3.1 “辨证融合”的概念阐释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吴咸中院士指出：把中西医结合分成兼容并用、优势互补、结合创新三种不同的形式或阶段。实现结合创新是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不但要实行中医理论与现代医疗实践相结合，也要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阐明中医理论的内涵，进而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探索者，必须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既要有坚持中西医结合的良好愿望，也要科学地确定研究方向，选好切入点、结合点、突破点，以便系统地积累经验，集腋成裘，逐步实现结合创新的目标”[23]。
基于多年危重症救治经验，余剑波教授率先提出了“辨证融合”理念，这与吴咸中院士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对其思想的重要传承和发展。本理念认为在危重症不同时期将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诊断和治疗相结合至关重要，强调危重症患者治疗应该“辨人、辨病与辨证”三辨相结合，辨病是前提，辨人是基础，辨证是关键；突出了对危重症不同发展阶段施行精准化、个体化中西医诊治的重要性。例如，在脓毒症患者救治过程中，如患者出现胃肠功能障碍时，可以运用通里攻下法，即使用中药方剂（如大承气汤等）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肠道细菌移位，减轻内毒素血症，这是将传统治法在危重症领域的延伸应用[24]；同时结合西医的支持治疗（如液体复苏、抗感染等），大大提高了救治的成功率[25]。
3.2 “辨证融合”对危重症救治的重要性
“辨证融合”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危重症患者的病情本质；通过西医的检查检验手段，可以明确疾病的诊断、分期、严重程度以及可能的预后转归；而中医的辨证则能从整体功能状态、正邪盛衰等方面对患者进行评估，发现西医诊断所不能涵盖的一些机体失衡状态和潜在的病理变化趋势[26]；这种全面的认识能够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策略提供依据，避免单纯依赖西医或中医治疗的局限性。在治疗过程中，“辨证融合”可以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即在危重症不同发展阶段可以侧重中医或西医治疗为主，提高治疗效果。对于感染性休克患者，西医的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和抗感染治疗能够迅速纠正休克状态和控制感染，而中医根据辨证结果给予清热解毒、益气固脱的中药治疗，可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休克复发率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康复质量[27]。
4 “辨证融合”在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中的应用
4.1 临床诊断中的“辨证融合”
在危重症的诊断方面，“辨证融合”首先体现在诊断思维的融合。西医通过详细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以及各种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对疾病进行明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确定病因、病理生理改变以及受累器官的功能状态。中医则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判断患者的整体状态，辨别其证型，如阳虚证、阴虚证、热毒证、瘀血证等。针对我科优势病种，我科先后制定了腹痛病（急性胰腺炎）、外感热病厥脱证（脓毒性休克）、风温肺热病（重症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
针对腹痛病（急性胰腺炎），西医诊断结合典型症状（持续性上腹痛、向腰背部放射、恶心呕吐）及辅助检查：血淀粉酶、脂肪酶显著升高（正常值3倍以上）；胰腺CT/MRI显示胰腺肿胀、胰周渗出、坏死或假性囊肿形成；动态监测C反应蛋白（CRP）、血钙、乳酸脱氢酶（LDH）及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估（APACHE-II）评分、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边评分（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BISAP）评分等评估病情严重程度，识别局部并发症（如胰腺坏死、感染、胰源性腹水）及全身并发症（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中医通过四诊合参，辨析腹痛拒按或喜按、呕吐物性质（苦水或清水）、大便通闭及汗出情况，结合舌象（如舌红苔黄腻或舌紫暗有瘀斑）、脉象（弦数或沉细）特征，将其分为肝郁气滞证（脘胁胀痛、嗳气频繁、舌淡红苔薄白、脉弦）、肝胆湿热证（腹痛灼热、身目黄染、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腑实热结证（腹硬满痛、大便秘结、舌红苔焦黑、脉沉实）、瘀毒互结证（痛如刀割、固定不移、舌紫暗有瘀斑、脉涩）及内闭外脱证（面白肢厥、冷汗淋漓、舌淡苔白、脉微欲绝），指导中西医协同治疗（如通腑攻下与液体复苏联用、疏肝利胆与抑制胰酶分泌协同、活血解毒与坏死组织清除并施、益气固脱与器官功能支持共举），形成病理阻断与证候调治并重的综合方案[28]。
对于风温肺热病（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西医诊疗依据CURB-65评分、肺炎严重指数（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评分评估病情危重程度，结合病原学证据（痰培养、血培养、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及炎症指标（降钙素原、IL-6、铁蛋白）明确感染类型；通过胸部CT明确肺部浸润范围（如大叶实变、磨玻璃影、胸腔积液），血气分析判断呼吸衰竭类型，监测钠尿肽（BNP）、肌钙蛋白鉴别心源性呼吸困难，并动态评估脓毒症相关器官损伤（如急性肾损伤、肝酶升高、凝血功能异常）。中医通过四诊细化辨证，关注发热与咳痰特点（痰黄黏稠或铁锈色痰）、胸痛与喘息程度、汗出与口渴性质，结合舌脉特征（如舌红绛苔黄燥或舌暗紫苔腻），将其分为痰热壅肺证（高热咳喘、痰黄带血、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热陷心包证（神昏谵语、肢厥痰鸣、舌绛苔焦、脉弦数）、邪陷正脱证（面色苍白、肢冷息微、舌淡苔白、脉微细）及肺热腑实证（喘促腹满、便结尿赤、舌红苔焦黑、脉沉实），据此制定中西医结合方案（如清热化痰与抗感染协同、开窍醒神与脑保护并施、益气固脱与血管活性药物联用、通腑泄热与呼吸支持共举），实现病原清除、炎症调控与内环境稳态的整合治疗[29]。
对于外感热病厥脱证（脓毒性休克），西医诊疗结合感染性休克的诊断标准，通过血常规、降钙素原（PCT）、乳酸水平、中心静脉压（CVP）、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₂）、床旁超声评估心功能及容量状态等指标明确诊断，并动态监测器官灌注情况（如尿量、意识状态、皮肤花斑、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评估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如急性肾损伤、肝功能障碍、凝血紊乱）及微循环障碍的严重程度。中医通过四诊合参，重点观察患者神志、肢温、汗出、二便情况，结合舌质、舌苔、脉象的动态演变，辨析高热与厥逆、瘀斑与紫绀、腹胀与便结等核心症状的关联性，将其分为毒热证（症见壮热烦躁、面赤气粗、舌红绛苔黄燥、脉洪数或细数）、血瘀证（症见口唇青紫、皮肤瘀斑、舌暗紫有瘀点、脉涩或结代）、腑气不通证（症见腹胀如鼓、便闭呕恶、舌苔厚腻焦黑、脉沉实有力）及急性虚证（症见冷汗淋漓、息微肢冷、舌淡白无华、脉微细欲绝），为中西医协同干预（如清热解毒与液体复苏联用、活血通络与改善微循环并施、通腑泻浊与胃肠功能保护共举、回阳固脱与器官支持协同）提供精准辨证依据，从而构建集病原控制、循环支持、证候调平为一体的综合救治方案[27]。
4.2 治疗方案制定中的 “辨证融合”
治疗方案的制定是“辨证融合”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团队以西医病理机制为导向，中医证候演变为主线，构建“病证分期-靶向干预-动态调方”的整合策略。根据西医的诊断和病情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现代医学治疗措施，如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抗感染药物、营养支持等。同时，结合中医的辨证论治，选用相应的中药方剂、针灸穴位等进行综合治疗。在脓毒症的治疗中，对于存在严重感染和炎症反应的患者，西医给予强力的抗生素治疗和液体复苏等措施控制感染源和维持循环稳定；中医则根据辨证选用黄连解毒汤（黄连、黄芩、黄柏、栀子）联合清瘟败毒饮（生石膏、水牛角、生地）等，以清除体内热毒之邪，减轻炎症反应；血瘀证予血府逐瘀汤（桃仁、红花、当归、川芎）加减，改善毛细血管淤滞及内皮损伤；腑气不通证应用大承气汤（大黄、芒硝、厚朴、枳实）灌肠或鼻饲，促进胃肠动力恢复、减少细菌易位；对于出现阳气暴脱证的患者，急投参附注射液静脉给药联合四逆汤（附子、干姜、甘草）回阳固脱，提升心肌收缩力[27]。在治疗过程中，还应根据患者病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中西医治疗方案，实现动态的“辨证融合”，将中医理、法、方、药与脓毒症肺损伤发展过程相结合，率先将其分为早期、进展期、极期和恢复期并进行分期辨证施治，早期（毒热壅肺）治以宣肺解毒，方用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联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抑制炎症风暴；进展期（瘀热互结）治以凉血通络，方选犀角地黄汤加丹参、赤芍，清除细胞因子；极期（内闭外脱）治以开闭固脱，安宫牛黄丸鼻饲联合机械通气，辅以生脉注射液改善氧合；恢复期（气阴两虚）治以益气养阴，方用沙参麦冬汤合六君子汤，结合营养支持促进组织修复[26]。并通过观察电针刺联合清胰陷胸汤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影响，发现针药组患者入ICU后28 d内无呼吸机天数明显长于中药组[（22.10±2.29）d vs （20.97±2.31）d，P＜0.05，优势比（OR）＝1.24，95%可信区间（95%CI）为1.053～1.460，P＜0.05]，机械通气时间[（5.90±2.29）d vs （7.03±2.31）d]、ICU监护时间[（8.07±1.89）d vs （12.08±2.23）d]、总住院时间[（19.55±6.82）d vs 22.28±5.19）d]、腹内压恢复时间[（6.05±1.81）d vs （8.45±1.76）d]均明显缩短（P＜0.05），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脓毒症肺损伤的病死率降至13.93%，明显低于国际文献报道的30%～60%[25]。以上结果表明：针药结合治疗能够更好地减轻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所致ARDS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康复，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4.3 康复阶段的“辨证融合”
危重症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康复阶段，“辨证融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辨证融合”需聚焦功能重建与体质调平，构建“西医功能康复-中医整体纠偏-身心协同干预”的三维体系，实现从疾病救治向全面康复的转化[30]。西医注重功能锻炼、营养支持等康复措施，以促进患者身体机能的恢复；中医则通过调理脾胃、补益气血、疏通经络等方法，改善患者的整体体质和脏腑功能[31]。气虚血瘀证症见乏力懒言、肢体麻木、舌淡紫有瘀点，予补阳还五汤（黄芪、当归、赤芍、地龙）联合穴位注射（当归注射液足三里注射），促进微血管新生[32]。脾肾两虚证症见纳呆便溏、腰膝酸软、舌胖苔白，用参苓白术散合金匮肾气丸治疗慢性肾衰竭[33]。
5 “辨证融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5.1 中西医理论体系差异的协调难题
中西医理论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给“辨证融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医的理论基础如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较为抽象，与西医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的理论体系难以直接对应和沟通[34]。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在概念和内涵上存在本质区别，如何将中医的辨证结果与西医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有机结合，使其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35]。这种理论差异导致部分医务人员在理解和应用“辨证融合”理念时存在困惑，难以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从而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在危重症救治中的效果。
5.2 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短缺
“辨证融合”要求医务人员具备扎实的西医知识和技能，同时精通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然而，目前我国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大多数医务人员在接受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单一的西医或中医知识体系，缺乏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教育和实践经验[36]。这使得在危重症救治中，能够熟练运用“辨证融合”方法的专业人员较少，限制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应用。培养既懂西医又通中医的复合型人才，是推动“辨证融合”在危重症救治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5.3 相关研究与证据支持的不足
尽管中西医结合在危重症救治的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对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经验总结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欠缺。如在学术体系结合方面，中西医结合在新时代下的创新及传承路径还需不断挖掘，需要找寻更多科学合理的针对中西医两种不同思维方法体系的医学知识的结合切入点; 在具体科研方面，目前我们对中医药机理的研究主要还处于对药物单体研究的验证阶段，缺乏对药味间药效物质相互作用的规律研究，相关研究结果与临床实际存在差距，难以指导临床用药等.在成果转化方面，相对于国家近年来对中医药科研资金的投入，中医药标志性的科研成就还较少，欠缺对成果转化相关产品的开发[37]。
6 “辨证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展望
未来应加大对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的基础研究投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深入研究中医治疗危重症的作用机制。通过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技术，探索中药方剂在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炎、抗氧化应激、改善微循环等方面的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揭示中医“证”的生物学本质，为“辨证融合”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积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规范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严格质量控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危重症的疗效、安全性、卫生经济学等方面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积累更多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向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建立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开展有针对性的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培训项目，提高其中西医结合治疗危重症的水平和能力。鼓励医务人员开展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的科研工作，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中西医结合危重症医学专家，为“辨证融合”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制定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的临床指南和诊疗规范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总结现有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制定针对不同危重症病种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明确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适应证、禁忌证、治疗方案、疗效评价标准等，使“辨证融合”在临床实践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提高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中西医结合危重症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7 结语
作为吴咸中院士学术思想重要传承，“辨证融合”在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价值。通过将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有机结合，能够弥补单一医学体系在危重症救治中的不足，提高救治成功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尽管目前“辨证融合”面临着理论协调、人才短缺、研究证据不足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但随着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人才培养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诊疗规范化的持续推进，“辨证融合” 必将在中西医结合危重症救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开创中西医结合危重症医学发展的新篇章。